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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等收入陷阱”实质是“改革陷阱”

时间:2011-11-23 来源:pt真人平台 作者:sizheng 摄影: 编辑: 上传: 阅读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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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所谓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风险,而是改革停滞与倒退的风险,是“改革陷阱”或者说是“转型陷阱”。用“改革陷阱”比“中等收入陷阱”更能揭示为何一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会突然失去发展的动力。

  匡贤明

  随着中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,各方面开始突然关注中国面临的“中等收入陷阱”风险。不同专家、不同的研究报告有不同的结论。悲观者认为中国已经在“中等收入陷阱”中,并且列举了相当多严峻的问题;乐观者认为中国已经超过了“中等收入阶段”,不存在所谓的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如果把视野拓展到世界范畴,拓展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,就可以看到,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所谓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风险,而是改革停滞与倒退的风险,是“改革陷阱”或者说是“转型陷阱”。

  第一,中国的问题不能仅从发展角度来看,更要从体制角度来看。“中等收入陷阱”主要还是发展的角度,比如人们常说人均年收入达到4000美元,就进入到矛盾与问题的突发期,但这个说法并不尽然,中等收入阶段与矛盾突发期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。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,也是一个转轨大国,仅从发展角度来分析中国,恐怕并不全面。“改革陷阱”则主要从体制角度来分析问题。一个国家是否处于矛盾突发期,关键在于这个阶段的体制是否适应了发展的需求,如果不适应,就难以有足够的能力推进相关的改革。如果这个国家或者地区缺乏动力推进改革,改革停滞不前,必然会积累矛盾与问题。因此,用“改革陷阱”比“中等收入陷阱”更能揭示为何一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会突然失去发展的动力。

  第二,中国始终面临着“成长陷阱”。即便从发展的角度看,“中等收入陷阱”也并不全面。一个国家或地区,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面临着各种风险和挑战,解决不好,就有可能掉入陷阱中,经济增长会长期低迷甚至倒退,社会矛盾积累。改革开放前30年,中国人均GDP长期徘徊,社会温饱问题长期难以解决。这实质是一种“低收入陷阱”。同样,假设我们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,也并不必然万事大吉。在高收入阶段,如果体制僵化,同样有可能出现“高收入陷阱”。例如,日本在高收入阶段中,由于政策失误、体制僵化、改革乏力,结果陷入“高收入陷阱”中,失去了宝贵的十年。从这个角度看,与其讨论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不如讨论“成长陷阱”,亦即一个国家和地区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面临哪些陷阱。

  第三,中国当前的主要挑战不是增长动力缺乏的问题,而是改革停滞的风险,是改革困境难以打破的风险。包括“中等收入陷阱”在内的“成长陷阱”,实质是体制改革不到位的陷阱。换言之,要跳出这些陷阱,只有通过改革打破僵化的、不适应特定发展阶段的体制。回顾过去,在中国陷入长达30年的“低收入陷阱”时,是什么使中国从中跳出来?不是资源禀赋的优化,也不是人的觉悟和意识,而是改革开放,是小平同志站在历史的高度,以战略家的胆略果断推进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跳出“低收入陷阱”,在短短的几年间就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。

  经过30年发展,按照国际标准,中国确实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。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到底是什么?是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吗?不是。中国增长潜力巨大,这一点为全世界所公认。亚行的估计是,中国2010—2020年可以达到8%的年平均增长,2020—2030年可以达到6%的年平均增长。我们自己的估计是,中国的城市化率和服务业比重至少还有10—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,这可以为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保持每年8%左右的增长提供重要支撑。那么,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改革陷入困境中难以取得有效突破,由此难以根除旧有体制积累的弊端,难以预防转轨进程中产生的新弊端。进一步而言,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改革能否推进,体制能否进一步完善,制度红利能否继续保持并且不断扩大。也就是说,“中等收入陷阱”也好,“成长陷阱”也好,在中国主要是“改革陷入困境”的陷阱,或者叫“转型陷阱”。近几年,尽管在某些方面有所进展、有所亮点,但中国改革总体上处于困境之中,一些重大改革,包括垄断行业改革、收入分配改革等,久议不决,决而难行,行而难破。如果这个趋势再不打破,恐怕中国面临的“成长陷阱”风险将会急剧放大。

  第四,中国迫切需要主动改革。如果说过去30年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知识储量不足、信息不足的话,那么现在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利益问题。既得利益成为掣肘改革的根本原因。推进主动改革,关键就是要抓住利益掣肘这个牛鼻子。这就需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,要有一个超脱利益的协调机制,站在全局角度进行改革,统筹规划,协调推进,监督实施,由此真正打破利益束缚。

  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、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面临这样那样的矛盾与问题,但从改革角度看,“成长陷阱”实质是“改革陷阱”。那么,出路就在于改革,在于通过顶层设计实现改革的突破,唯此才能有效避开不同阶段的“成长陷阱”,实现中国的公平与可持续发展。

  作者系中国(海南)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所所长